《王铎年谱长编》（下简称《王谱》）是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薛龙春教授又一力作，这个“力”，敝人更倾向于特指费力而言。作为该书初稿的拜读者之一，同时也因为敝人正在编纂《何绍基年谱》，因此想谈一点观感，求教于龙春兄及各位方家。

相信对于多数人而言，王铎是以书法大家兼贰臣的形象而深入人心的，对于前者，今人当无异议。可是对于贰臣这一评价，我在读完本书后，颇费踌躇。

王铎早年除了以文学自负，也颇思立功名于乱世，如，崇祯二年（1629）有书致赵率教，洋洋数千言，畅论御敌之方（《王谱》170-172页）。崇祯四年冬夜（1631），与吴阿衡等饮，吴出示曾经手刃敌军之宝剑，王铎有歌：“尚方久稽张禹头，下酒定取匈奴血。宝剑酬价须万户，复城者一堡十五……为语张李诸君子，定远封侯会有时。”（《王谱》223页）这并非全属文人修辞，王铎兄弟确实屡次遇寇并有马上杀敌的经历（《王谱》249、468页）。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，王铎奏请“得四千强兵，请缨以系寇颈，致之阙下。”（《王谱》558-560页）可惜，终明之世未得一试身手，不但如此，在崇祯十一年经筵讲章中，王铎牵连时事，有“白骨如林”之语，上为之变色，左右皆震恐（《王谱》517页），这次逆鳞之怒，对王铎为官心态的影响可以想见。

即使在弘光朝官至次辅，也并非王铎的高光时刻，虽然王铎曾经发愿于关帝前：“令铎为千古房、杜诸人，不令铎为章惇、王珪一途人”（《王谱》896页），无奈朱由崧听命于马世英，王铎并无实权，多次乞休不得，一面是屡次上疏不见采纳，一面又在谏阻太监将兵、请勿立东厂诸疏中，时有“焚之勿露左右”诸语（《王谱》915、916、918、953页），忧怖之情不难揣测。

若再结合他在崇祯十七年（1644）明亡后《诘甲申之事》：“故君择臣，臣亦择君，孰肯以其身徒劳于是非黑白混淆之世，以性命日待于汤镬之前欤？”（《王谱》927-928页）以及顺治八年（1651）跋岳飞手迹：“使武穆不蚤亡，高宗蚤薨，收死灰以嘘之，起斃一桧如腐田鼠，黄龙一方将□□不遑矣。”（《王谱》1342页）如此惊世骇俗，则对于王铎在弘光帝被清兵所执后，“戟手数其罪恶，且曰：‘余非尔臣，安所得拜？'遂攘臂呼叱而去。”（《王谱》977页）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与这个天崩地裂的地代相呼应，明清易代之际，王铎家中变故频出，崇祯十三年（1640），父卒（《王谱》653页）；崇祯十四年（1641），母卒（《王谱》682页）。而随之在两次避难江南途中，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，妻马氏卒于桃源（《王谱》771页）；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，幼子无争丧于扬州（《王谱》810页）；三妺及三女卒于苏州（《王谱》824页）；同年北归后，四子无技卒（《王谱》850页）。顺治三年（1646），四弟镆卒（《王谱》1035页）。所谓哀莫大于心死，大约也不过如此。

正是在人设崩蹋及家庭变故双重打击下，入清后的王铎放浪自恣，诚如他在顺治七年（1650）《六十歌》所云：“人生衰年当自得，梦眼邯郸总戏场。前代史书纷如蚁，好丑无定徒张惶。因此酒卮不肯咒，悲事欢事如泥臭。”（《王谱》1313页）又如顺治八年（1651）致三弟书中自述：“衰老余生，遭际轗轲，殊无快意事，无快意时，无相对快意之人、之物”（《王谱》1399页）。所以王铎晚年作书，每每“左携胜友，环以歌姬，逸兴遄发，墨渖淋漓，勃然书此”（《王谱》1334页），正是晚明风气兼个人境遇使然。

以上，是敝人读完本书以后对王铎认知之大略，本书作为严肃的学术著作，并未刻意为王铎翻案，但是通过本书的叙述，王铎人生轨迹之逻辑链条，无疑更趋完整，读者诸君自会对王铎有客观公允的评价。

以上权作本文的引子。其实无论对龙春兄还是对我来说，贰臣问题都不是重点，对龙春兄来说，完整呈现王铎一生仕宦、交游、艺术活动，并为学界研究易代之际政治、文化提供参考，是编纂本书的宗旨；对我来说，透过本书，可以领教龙春兄在研究王铎过程中在材料上所下的功夫。

关于材料，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话题，清人学风素来讲究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，何况年谱之学，始于宋，盛于清，今人学术受清人沾溉，自然同样遵此铁律，但具体到各人，所下的功夫却有深有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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