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民谣》是学者王尧历时二十年写就的长篇小说，他以历史参与者、观察者的双重视角切入，在文学世界里勾画了家乡莫庄的地理轮廓。在书中，王尧借村民记忆、口述材料等，复现了时空变迁对于村民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塑造，为这批行走在宏大叙事之外的小人物做了传。以重返历史为起点，《民谣》在将莫庄人抛入城镇与乡村、传统与现代互动的历史脉络时刻，重建了人们与自己的精神联系。

王大头、王厚平、王尧，这三个名字就像是三面镜子，照射出了关于莫庄的不同图像。大头是童年时期的王厚平，“我”的小名，源于外形，好记忆也好辨认；王厚平是“我”的大名，大队干部勇子邀请“我”加入队史编写组，唤的就是“厚平”，因此厚平较大头多出了一个观察者的视角；王尧这个名字未曾出现在故事中，但却是本书的作者，也是编史员王厚平的观察者，他用了二十年给莫庄刻痕，与故事持续发生着联系。

故事始于一场有关“莫庄”的长述。庄是“我”居住的地方，村舍环抱着它，它也环抱着城镇，在“我”眼里，以莫庄为锚点的世界处处透露着秩序与对立：庄上有东泊与西泊的分离，也有东巷与西巷的区隔；庄舍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异，便是瓦房与农田，砖路与泥泞的分野。有坐标可考，有时间可溯，活跃在莫庄上的角色及其行动才有了根基，这是编史者应有的严谨。

但是，想要了解莫庄，没有丰富的文献、档案可考，甚至庄名的来源也近似传说（取自放牛者“摸桩”的谐音），是掺杂那么一些半虚半实的东西，因此，肩负编史职责的“我”需要走访长辈、邻里，从他们的嘴巴里探寻、补齐关于村庄的地图。

编史员也不得不将视角转向莫庄人的口述——那里才藏着村民眼里生活的鲜活意义。在特定场景中，莫庄人常通过回忆、背书、讲述，将脑海中的世界召唤至眼前：“我”奶奶虽不识字，未出嫁前仍每日去庙里听尼姑“说书”，她是如此才知晓外部世界的轮廓；逃难至莫庄的她，依然通过素净的衣着、矜持的言行，温存着自己镇里人的身份，其中，对身份最有力的建造莫过于讲述世界。或许是得到说书人的启发，奶奶也喜欢讲述过去，讲家道中落，也讲社会变迁，通过讲述，乡野农妇便再现了往昔风光的岁月，于庸碌之中获得片刻歇息。奶奶身上的“外地人”气质是一种陌生的符号系统，令出生在村庄的“我”感到遥远，直至城镇求学才唤醒了“我”自祖辈那里继承的记忆。祖辈的口述与游走在城乡之间的切身体验，将“我”训练成为一名观察者、编史员。

王尧

《民谣》首先是一部呼应当下的作品，它将人置于一种现代性困境中去，让前者的欲望与时空秩序做搏斗。在王尧笔下，乡村并非你我想象般宁静、隽永，不时涌入的外部力量依然能将沿袭数千年的秩序拔地而起：时钟要拨快以追赶城市节奏，湖泊要填了土造地……与土地深深纠缠的村民日渐迷失在城镇化的浪头中，因此，像“编史员”王尧这样的人，就要不断地清扫外部世界的图案，村民们才能将内部生命的节奏嫁接到外部时间中去，这是“编史员”的使命。

《民谣》也把人推至最切身的历史面前，与英雄史的雄浑相比，莫庄村民始终是小人物，甚至边缘，莫庄功绩最高的王二大队长，至死也没能获得一个响亮的名字，而更多的普通人只活在亲友的记忆里——王尧选择把他们收留下来，并用利落、通透的语句为他们立了传，每个登场的人都讲述自己复杂的欲求，生活正是在如此暧昧与幽微之处铺陈、开展。在书中，“编史员”王尧尽可能完整地展露了自己观察到的一切，他不急于评判是非，只让历史自己开口说话，因此，我们便能从王尧谱出的这首歌谣里听见人的力量。（陈虹静雯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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